自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功建立以来，法国、德国等都相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并且依据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合作社模式，如英国的消费合作社、德国的信贷合作社、美国的农业流通合作社等。

进入20世纪后，欧洲的合作经济思想随着中国早期赴欧留学生的归国而传入中国，其中早期社会主义者思想领袖梁启超认为合作社是将中国从农业社会引向资本主义、再从资本主义引向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

景山东街——中国合作社起源

中国合作事业的发端一般以1918年3月30日正式成立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为标志。

北京大学消费公社1917年底开始筹备，1917年12月胡均、王建祖两位教授以及60余师生发起组织消费公社，选举产生19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于12月29日召开首次筹委会，草拟章程。1918年1月8日经校长批准景山东街42号为社址。1月15日开始募股，共得438股。3月30日举行成立大会，通过章程，选举职员，并于当日营业。

现在的景山东街

北京大学消费公社的业务宗旨，是专备教职员及学生之日常消费物品，在校内设所出售，使社员得到价廉物美之物品。

北大消费公社股票

业务经营分为图书、杂货两个部。图书部按学校要求出售各种书刊、文具；杂货部出售给教职员及学生日用品，社员凭折购物，可享受回扣，还可记帐支取物品，但需将股票存于社中，每股支取的物品不超2元，限期一个月付还， 逾期不还，股票由社处理。公社每半年结算一次，所得净利分为10份，3份为公积金，2份为办事人员酬劳金：5份为社员分红。

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持续时间不长，其活动也局限在教职员工和学生范围内，组织也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它毕竟是按照现代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最早的一个消费合作社。

合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道

在其后的两年间，上海、武汉、成都、长沙、济南等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建立了10余个消费合作社，形成了“中国初期合作社运动”。这些合作社很少生存两年以上。它们主要是对西方社会运动的模仿，而不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

薛仙舟

1919年，留学归国的薛仙舟将“cooperative”译为“合作社”，从此这一译名就成了标准，或许因为这一译名在意义上更接近于中国民间传统的金融组织：合会。

链接

薛仙舟（1878-1927），原名颂瀛，字仙舟，广东香山人。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留学美、德，专攻经济学；1914年起在复旦任教，宣传合作主义；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0年起指导早期中国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平民》周刊；1927年6月起草中国合作运动纲领性文件《中国合作化方案》；同年9月意外去世，时年49岁。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

在信用合作事业方面，我国早期的信用合作组织有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四川成都农工合作储蓄社等信用合作组织，之后，有华洋义娠总会下的许多信用合作社。

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是在薛仙舟的倡导下，由复旦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发起，1919年10月22日成立，1926年停业，共存在了5年多时间。

生产合作事业的萌芽是1920年12月建立的湖南大同合作社。该社社址设在长沙附近的乡村里，有房屋一栋，熟土四块，荒地两段，购置了毛巾机、制袜机和缝纫机数部，还备有印刷工具，在五个月中集合社员17人，集资四百余元，生产出毛巾五打，信纸八千张，袜子15打，缝纫衣服帽子20余件。尽管大同合作社生产规模很小，但它是我国生产合作事业的萌芽。

1920年5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的20多名学生组织了“《平民》周刊社”，并在第二年的12月6日改名为“平民学社”。在随后的几年中，“平民学社”成为中国合作主义的思想和理论阵地。

在“平民学社”活跃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早期领导者毛泽东以及戴季陶等人都与之关系密切，“平民学社”的合作主义思想对此后国民党的合作主义建国以及共产党的工人和农民合作社经济思想都有所启发。

平民学社成立一年后成员达70多人，最多时有100多人。到1924年7月《平民》在出版了212期停刊时，共发表了800多篇有关合作社的文章。

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社探索

1920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就刊载了题为《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的文章，全面介绍了苏联合作社运动发展历史，特别详细报道了列宁领导的苏联的合作社运动。瞿秋白则以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向国内介绍和宣传苏联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和列宁合作制思想和政策。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而1922年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合作社的最早实践。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后，负责领导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李立三根据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关于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指示，由李立三亲自负责筹建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兼任消费合作社的经理。

这时的消费合作社业务经营数量很小，仅“贩卖最少量的布匹和日用品”。随着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消费合作社也相应扩容，此时共集资一万余元，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于1923年2月7日正式开业，易礼容担任合作社总经理，当年夏，易礼容调走后则由毛泽民代理总经理。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1923年2月7日正式开业到1925年9月l日被迫关闭，共经历了二年七个月的时间，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合作社商业的首次尝试。

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在农村中开展合作社运动。1923年广东海、陆丰地区掀起了农民革命运动，建立了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的章程中，就作出了建立农民消费合作社的规定，并建立起了农民消费合作社。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均开设了《农村合作》课程。在党和各地各级农协的领导和组织下，以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农村合作社运动在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广大农村蓬勃兴起，农村合作社运动成为当时农民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合作社情结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20世纪10年代晚期写作《实业计划》时曾大量阅读了欧洲乌托邦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孙中山认为合作社是一种“财富社会化”的经济组织，或者说是通过它来实现平均分配社会财富。

孙中山

在孙中山看来，民生的进步可以通过4种途径来实现：工业发展，交通国家化，合理的所得税，财富社会化。前三种应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实现，而后一种要靠民间组织消费合作社。孙中山始终对消费合作社有着政治的兴趣，认为它可以缓和各阶级的利益，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变得没有必要。

除孙中山外，国民党早期领袖中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王宠惠、邵力子、叶楚伧、顾孟余、陈果夫等都对合作社有着浓厚的兴趣。

后来的国民党从未在合作运动中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去做，对于国民党后来的领袖来说，中国更重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以解决贫困，而不是解决财富的分配。但他们接受了孙中山关于采用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以加强地方自治的想法。

1918-1919年，孙中山其撰写的“地方自治计划”中提出，在地方自治的户籍、行政、地价、道路、垦荒和学校六项任务实行后要展开第七项任务：组织农业、消费、保险的合作。在国民党领袖看来，孙的这些教导远比单独组织消费合作社更为可行。因此，国民党在1927年取得权力后立即实行了“地方自治七项运动”，从此而在各地开展了合作运动。